杨艳秋：明代的以礼化俗及礼向基层的渗透——明洪武朝乡饮酒礼考察

儒学是中华文化的最重要组成部分,作为儒学核心结构之一的礼学无疑是联系其与社会现实的重要环节。在此，拟以明洪武朝乡饮酒礼为例，考察儒家制礼对社会发展的作用和影响。

“五礼”中，嘉礼的主要功能是“亲万民”，乡饮酒礼正是这种功能的体现，儒家经典《仪礼》中记曰：“唯乡饮之礼达于庶民。”《仪礼》中还有《乡饮酒礼》篇，记载乡饮酒礼的仪式。与此相似的仪式还有“宾兴”，见于《周礼·地官》。自周世以来，这些仪式代有损益，而乡饮酒礼不废。于残元废墟上建立起来的明王朝，其礼制建设经历了一个回复古制，扫荡元俗的过程，洪武朝的乡饮酒礼在也这一过程中，损益前代礼制，形成了自身的特色。

一 《大明集礼》中的乡饮酒礼仪注与洪武初年乡饮酒礼的推行

《大明集礼》是明朝第一部礼典，修成于洪武三年十二月，其中有吉礼十四，嘉礼五，宾礼二，军礼三，凶礼二，乡饮酒礼收载在嘉礼之五，仪注已经相当完备，被类分为“宾主介僎”、“戒宾介”、“设席位次”、“陈器”、“舎菜”、“立班”、“迎宾”、“序宾”、“献宾”、“宾酢主”、“主酬宾”、“献介”、“献三宾”、“献众宾”、“升位”、“僎入”、“乐宾”、“司正扬觯”、“旅酬”、“读律”、“无筭爵”、“宾出”等22项程式。通过对比，不难发现，这些礼仪程式实际上是从《仪礼》和唐、宋礼仪中损益而来，与前代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增加了读律，亦即《大明集礼》中所言：“《仪礼》、唐、宋皆无之，今拟新增。”

《大明集礼》中，乡饮酒礼仪注被明确区分为“县邑饮酒读律仪注”和“里社饮酒读律仪注”。县邑饮酒读律仪注包括“立宾主介僎”、“陈席设位次”、“陈器”、“舎菜”、“立班”、“迎宾”、“序宾”、“献宾”、“宾酢主”、“献介”、“献三宾”、“献众宾”、“升位”、“僎入”、“扬觯”、“读律”、“无筭爵”、“宾出”等十七项。规定：“每冬季行事，县令为主。以乡之老人年六十以上有德行者一人为宾，其次一人为介，又其次为三宾，又其次为众宾。乡人尝为大夫士而致仕者，或寄居之士大夫，年德可尊礼者一人为僎，以众所推服者一人为司正，赞礼一人及赞引者皆择士之容貌详缓、习礼仪者为之，读律一人，使能者。”从宾、主、介、僎人选的充任中，可见行礼中以爵位和德行为重的特征。里社乡饮酒礼的步骤则大大减化，只有“立宾位”、 “陈设”、 “序宾”、 “读律”、“宾出”五项内容。以里长为主，以乡之老人六十以上有德习礼者一人为宾，次一人为介，又次为众宾。读律一人，使能者。以序齿尊老为重。

《大明集礼》修成于洪武三年十二月，则乡饮酒礼的制定，应在洪武三年或稍前。不过，乡饮酒礼的正式施行却是在洪武五年，此年四月，明太祖下诏，天下行乡饮酒礼。《明实录》中记载：“上以海内晏安，思化民俗以复于古，乃诏有司举行乡饮。于是礼部奏，取《仪礼》及唐、宋之制，又采《周官》属民读法之旨，参定其仪。”。按此诏谕，每年孟春正月及孟冬十月，有司与学官率士大夫之老者行乡饮酒礼于学校，在外行省所属府州县，亦皆取法于京师。基层的民间里社则以百家为一会，由粮长或里长主之。百人内以年最长者为正宾，余以序齿坐，每季行于里中。从举行时间来看，府州县每年举行两次，里社则每年行三次。

其间对“读律”进行了强调，《大明集礼》中只提出了读律，未提到令。此年明确提到读律令，而且除所颁行《律》、《令》外，还要兼读刑部所编《申明戒谕书》。这种读律令的方式还被推广到武职衙门，规定“在内各卫亲军指挥使司及指挥使司，凡镇守军官每月朔日，亦以大都督府所编《戒谕书》率僚佐读之”。明太祖希望达到的效果是，“如此则众皆知所警而不犯法矣”。此年乡饮酒礼的施行，明代学者记载为：“皇明既一四海，乃大兴礼乐，以新今俗，还古道，为千万世计，惟乡饮酒繇近代以还，蔑之有讲。洪武五年，始诏郡国以孟春、孟冬举行斯礼，而读律焉。”

洪武五年诏令推行乡饮酒礼后，各地渐次施行，尤以苏州府的推行最有声色。当年，魏观出任苏州知府，即始行礼，并连年举办，而以洪武六年十月在郡学举行的乡饮酒礼最为有名。王彝特撰《乡饮酒碑铭》为记。这次的行礼大宾为前朝进士魏俊民，介为孔子五十四世孙孔思赒，僎为推官王芳，三宾为范廷征，众宾为邵允礼、钱琼等十一人。次僎为吴县县令曾黼、长洲知县张其，乐正为张田，司正为滕权。又特设三老人位，安排昆山县一百一十岁的周寿谊，吴县九十三岁的杨茂、九十二岁的林文友就座。其列坐，八十岁以上者十三人，七十岁以上者六十二人，六十岁以上四十七人，五十岁立而听政役者百人，凡在位者之子弟侍立者二十八人，“合乡学及六县弟子员之立者百有六十人，文武僚佐之在位观礼者若干人，农工商贾逺近之观者又以千计”，场面颇为壮观，为一时之盛。洪武八年，苏州府昆山县知县毕福命行乡饮酒礼，毎都以大戸率士民于申明亭上读律戒谕，饮酒致礼，“风俗翕然而变，可谓盛矣”。洪武十二年，昆山县知县李庸行乡饮酒礼，“耆英远近毕至，则有若周寿谊年百有十二岁，皤然在席。九十、八十、七十者坐以齿，盛升降揖让，拜俯周旋之仪，献酬有容。读法胥吿，观者如堵墙，莫不感化翕然”。

明初学者对乡饮酒礼仪式中的读律令有着明确的记载。洪武六年正月，江西泰和县令刘宗启在学宫行乡饮酒礼，陈谟撰写《乡饮酒读法诗序》云：“国朝奄有方夏，即详定法书，名曰《大明律令》，又命刑部取凡丽于法者，类编其书，名曰《申明诫谕》。尤虑中外远迩，弗加警惧，轻犯宪条，申命文武百司岁取春冬孟月行乡饮酒礼而读法焉。民间率百户为一集，位以齿，董以里长。郡县则肃士大夫之老者为正宾，余为次宾，而郡守县令主其席，其仪酌取唐宋而务从其简，物贵俭素而务适其中，凡饮皆先读法，然后行酒，所以使人人知畏而重犯法，人人知秩卑尊而隆齿徳也。”他记述本次乡饮酒礼的读律情形称：“自僚佐暨贤士学官弟子员等凡若而人，列位于明徳之堂。于是学徒二三，于于而前，正立张拱，奉法书而更读之。先《令》，次《律》，次《诫谕》，炳炳琅琅，观者如堵，听者动色”。洪武八年十月，江西泰和县知县郝行谦率领僚属，与本县士民之髙年者行乡饮酒礼于乡校明徳堂，“是日，大夫肃宾于庠门外，揖让升堂，以序就位，乃命诸生袛奉《大明律》而朗读之，又参伍讲之。环堂阶而听者如织，决知禁防之不可犯，法意之无非仁矣，既而以法行，酒爵有经而饮不乱”。陈谟还为此撰有《乡饮酒颂》，据称：“大明造邦，删定广施。隆之约之，与时宜之。凡我编氓，毋或罹罟。读法斯警，饮酒斯誉。显允郝侯，惠我以安。”可见，洪武初年的乡饮酒礼中，“读律”得到了切实的实行。

自周代而兴，历代推行的乡饮酒礼有着分别贵贱尊卑，维护统治秩序；增进感情，制造乡里祥和气氛；培养重老尚齿的伦理道德的作用和行礼意义。明代乡饮酒礼中“读律”一项的新增，给前代岁时燕会、“敦叙长幼之节”的乡饮酒礼中注入了新的内容，使明代的乡饮酒礼与“申明朝廷之法”结合在一起。一方面，延续尊老尚齿的社会风俗，另一方面，在仪式上宣讲国家律法，以礼扬法，起着推进法令普及，通过法律的威慑警示百姓的作用。

二 分别善恶——乡饮酒礼的重申与定制

洪武十四年二月，因担心乡饮酒礼在乡闾里社之间不能遍行，明太祖又命礼部再次申明，敕谕曰：“乡饮之礼，所以叙尊卑，别贵贱，先王举以教民，使之隆爱敬、识廉耻、知礼让也。朕即位以来，虽已举行，而乡闾里社之间恐未徧习，今时和年丰，民间无事，宜申举旧章。”命各府州县则以长官主之，乡闾、里社则贤而长者主之，年高有德者居上，高年淳笃者次之，以齿为序。这次重申的一个重要方面，是将违条犯法之人与善良百姓进行区分，在敕谕中强调：“其有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杂于善良之中”，希望以此达到 “家识廉耻，人知礼让，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的教化目的，所谓：“夫和妇顺之道，不待教而兴，所谓宴安而不乱，和乐而不流者也。”

洪武十六年十月，明太祖又下诏颁行乡饮酒礼图式于天下，晓谕曰：“乡饮之设，所以尊髙年，尚有德，兴礼让，敢有諠哗失礼者，许觯者以礼责之。其或因而致争竞者，主席者会众罪之。”使这一礼典带有了法规的意义。这次图式的颁布明确规定了府州县和民间里社乡饮酒礼的时间、地点、经费所出，以及列坐次序、仪节程序、读律仪式等条款。《明太祖实录》、《大明会典》中都予以详载，大致可以总结如下：

1、时间、地点与经费所出。各处府州县每年正月十五日、十月初一日于儒学行，酒肴于官钱约量支办，务要丰俭得宜。此年颁行的图式对里社乡饮酒礼的时间进行了变更，由洪武五年规定的每季一行，变更为每岁春秋社祭会饮毕举行，所用酒肴于一百家内供办，毋致奢靡。

2、列坐次序。府州县乡饮酒礼列坐次序的依据是序齿与序爵，除宾、僎外，众宾序齿列坐，其僚属则序爵。里社乡饮酒礼则重在序齿，百家内除乞丐外，其余但系年老者虽至贫亦须上坐，少者虽至富必序齿下坐，并严令“不许搀越，违者以违制论”。

3、仪节程序。从所颁布的图式和条例看，乡饮酒礼各个步骤及具体细节都作了详尽规定。府州县乡饮酒礼的仪式非常繁琐，主要有宾至迎宾、司正扬觯、读律令、献宾、宾酬酒、送宾等步骤，司正扬觯这一环节还需举酒致辞：“恭惟朝廷，率由旧章，敦崇礼教，举行乡饮，非为饮食。凡我长幼，各相劝勉，为臣尽忠，为子尽孝，长幼有序，兄友弟恭，内睦宗族，外和乡里，无或废坠，以忝所生。”里社乡饮酒则相对简略，主要有迎宾、扬觯、读律令、饮酒、送宾等步骤。

4、读律之时分别善恶。司正扬觯后读律令，府州县乡饮酒礼条款中申明：“有过之人俱赴正席立听，读毕复位” 。里社乡饮酒礼中则更为严格，规定：“则其有过犯之人，虽年长财富须坐于众宾席末，听讲律，受戒谕，供饮酒毕同退，不许在众宾上坐。如有过犯之人，不行赴饮，及强坐众宾之上者，即系顽民，主席及诸人首告，迁徙边远住坐，其主席者及众宾推让有犯人在上坐同罪。”

此次乡饮酒礼图式的颁定，还对里社乡饮酒礼的主、宾、僎、介资格进行了明确的规定：其各里社以百家为一会，百家之内以里长主席，其余百人选年最髙有德人所推服者一人为宾，其次一人为介，其余各依年序齿坐，如有乡人为官致仕者，主席请以为僎，择通文学者一人为扬觯，一人为读律，二人为赞礼。

洪武十六年乡饮酒礼图式的颁定中，刻意区分善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其中里社行礼时，过犯之人必须赴饮的规定几乎不近人情。在嘉礼中加入对人格自尊的羞辱，以达到惩戒的目的，可谓是明代的独创。而在乡饮酒礼中区分善恶也被明太祖一贯推行下去。次年四月，朱元璋命礼部以八事榜示天下，其中的第一条是州县之官宜宣扬风化，抚字其民，均赋恤穷，审冤禁盗，“时命里长告戒其里人，敦行孝弟，尽力南亩，毋作非为，以罹刑罚”，并强调：“行乡饮酒礼使知尊卑贵贱之体，岁终察其所行善恶而旌别之。”

洪武二十二年（1389年），再定乡饮酒礼图式。这次图式的颁定一方面是对府州县主、宾、僎、介、司正等职的资格进行了补充，府州县乡饮酒礼的主官由知府、知州、知县充任，如无正官，由佐贰官代位于东南，大宾以致仕官充任，位于西北。僎、宾择乡里年髙有德之人，位于东北，介以次长，位于西南，三宾以宾之次者为之，位于宾、主、介、僎之后，司正以教职充任，主扬觯以罚，赞礼者以老成生员担当。而最为引人注目的是，这个图式对乡饮酒席位进行严格的善、恶分界。其仪式规定，按照无过、有过以及过犯严重程度分别设为三等座次，凡良民中，年高有德、无公私过犯者自为一席，坐于上等；有因户役差税迟误、以及曾犯公杖私笞招犯在官者，又为一席，序坐中门之外；其曾犯奸盗诈伪、说事过钱、起灭词讼、蠹政害民、排陷官长以及一应私杖徒流重罪者，又为一席、序坐于东门之内。还规定这三等座席的执壶供事，各用本等之家子弟。严令：“务要分别三等坐次、善恶不许混淆” 。如有不遵序坐者，以违制论处，告官流放。

从明代乡饮酒礼的制定和多次重申，以及图式的制定，我们可以看出，其间对善恶的区分越来越严格，先是规定违条犯法之人同类成席，不许杂于善良，读律令时，有过之人赴正席立听；又严令过犯之人必须赴饮，紊乱正席者以奸顽治罪；洪武二十二年，再分三等坐次，用本家子弟执壶供事。在这一过程中，乡饮酒礼的意义也从“尊髙年，尚有德，兴礼让”发展到“序长幼、别贤否、厚风俗”，再到“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这使得明代的乡饮酒礼在读律令之外，又别具另一新意。以往历朝的乡饮酒礼都意在尊老尚贤，表彰德行，明代的乡饮酒礼中则加入了惩戒过犯的内容，这种惩戒的进行通过强制犯过之人参加乡饮，安排饮酒行礼的座次来实现。过犯之人被列于外座，不许与同类成席，这实际上是在公众场合对人格自尊的羞辱。罗冬阳则将此视为类似于剥夺政治权利的社会隔离刑罚。这种刑罚比笞、杖等肉刑更残酷，因为这实际上堵死了犯人的自新之路，认为明太祖是在以礼教施行刑律所不具载的刑罚。这一观点虽然还需要进行考论，但毋庸置疑，明代的乡饮酒礼已经变成了一种正面表彰与反面戒谕的结合。

不过，理想与现实往往存在着差距，清人秦蕙田在《五礼通考》中评论说：“洪武二十二年所定乡饮仪，分善恶三等，序坐不得混淆，盖于讲礼读法之时，微寓彰善瘅恶之指，虽古礼所未有，而于化民成俗之义亦有当焉。惜乎有司视为具文，未闻有实心奉行者也。”其中虽然认为善恶分席对化民成俗有着一定的作用，但是也指出这种方式没有得到实际的执行。由于很难找到善恶分席的材料，邱仲麟先生在论及明代乡饮酒礼时，便提出：“将乡饮酒礼塑造成具有惩戒性的典礼，执行起来似乎有其困难，为了避免在这一场合上出现争吵，后来大概也多不进行这种比较暴力的程序。”这一判断很有道理。其实明代学者也意识到了这个问题，沈槩的《乡饮酒礼考》中对历代乡饮酒礼的实行进行了回顾，并对本朝的乡饮酒礼的得失进行了总结，其中便提到：“公过私罪别席之令，虽再申明，然恐启争生衅，废阁已久，而淑慝之戒微矣。”

三 礼法相维的体系

《大明会典》中所载，洪武十六年和洪武二十二年乡饮酒礼图式的颁布和复位的条规中，这种礼仪规范已经被赋予了法律效力，如洪武十六年的图式中，规定必须依序列坐，“不许搀越，违者以违制论”。又强制有过之人必须赴饮，否则将被问罪。洪武二十二年，如有不遵序坐者，以违制论处，告官流放。

国家通过立法对礼仪犯罪加以规定由来已久，《大明律》专有《礼律》一章，对违反礼仪规定的行为作出处罚，涉及到吉礼、嘉礼和凶礼等各个方面，对违反乡饮酒礼的行为进行治罪首次被列入《大明律》中，明文规定：“凡乡党序齿及乡饮酒礼, 已有定式。违者,笞五十。”更值得注意的是，明代的乡饮酒礼不仅作为国家的一种通行礼存在，还以法规的形式颁行天下，这体现在洪武年间颁行的《大诰》和《教民榜文》中。

洪武十八年至二十年间分别颁行的四篇《大诰》，是明代正律之外一种具有教育作用和法律效力的特种刑法，包括朱元璋亲手选定的案例、新增刑事法令、新刑罚和对臣民的训诫。朱元璋曾多次发布敕令，三令五申，对臣民“违《诰》者罪之”，要求法司在审判活动中，比照《大诰》禁令量刑治罪，这实际上赋予了《大诰》比当时的一般性法令更高的法律效力。洪武十八年，颁《大诰》七十四篇于天下，其中的第五十八篇即为“乡饮酒礼”，诰文曰：

朕本不才，不过申明古先哲王教令而已。所以乡饮酒礼叙长幼，论贤良，别奸顽，异罪人。其坐席间，年髙有徳者居于上，髙年淳笃者并之，以次序齿而列。其有曾违条犯法之人列于外坐，同类者成席，不许干善良之席。主者若不分别，致使贵贱混淆，察知或坐中人发觉，主者坐以违制。奸顽不由其主，紊乱正席，全家移出化外，的不虚示。呜呼！斯礼，始古先哲王之制，安良民于宇内，亘古至今兴者，乡瑞安，邻里和，长幼序，无穷之乐，又何言哉，今特申之，从者昌，否者亡。

这篇大诰中，以法令的形式昭示了乡饮酒礼的目的，“叙长幼、论贤良”外，还有“别奸顽、异罪人”，而这正是洪武朝乡饮酒礼不同前代的意义所在。其中严格规范了座次次序，明确规定了违反礼节处罚方式，不难看出，其中首要维护的是行礼中的善恶分席。《大诰》比一般的法令具有更高的法律效力，由于其间量刑至重，所以人们多以峻令目之。从其中违反乡饮酒礼的量刑来看，确是如此。

《教民榜文》是明太祖朱元璋颁行的一部有关民间诉讼及事务管理的特别法规，洪武三十年（1397年）四月颁行。其榜文共41条，涉及里甲理断民讼和管理其它乡村事务的方方面面。其中乡饮酒礼的榜文为：

乡饮酒礼，本以序长幼，别贤否，乃厚风俗之良法，已令民间遵行。今再申明，务要依颁降法式行之。长幼序坐，贤否异席。如此日久，岂不人皆向善避恶，风俗淳厚，各为太平之良哉！

《教民榜》文的法律效力和《大诰》一样，较《大明律》高。但这段文字的说教意义可能远远大于处罚，其中指出“贤否异席”也是厚风俗的良法，即通过反面教谕来使人趋善避恶，这是明太祖以礼化俗思想中不可忽略的一个方面。

从明代乡饮酒礼在《大明律》、《大诰》、《教民榜文》中的体现，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礼法相维的体系。礼与法相互结合渗透，以礼的精神力量来达到教化万民的功效，以法的形式把国家礼制与基层秩序建设融合成一体，体现了国家权力向基层的渗透。

四 基层掌控———明代乡饮酒礼与里社教化礼制

明代的乡饮酒礼是通行全国的礼仪制度，为地方政府的一种重要礼仪活动。从《大明集礼》直至《大明会典》，我们可以看到，其间均有两套仪式：一为府州县乡饮酒礼，一为乡间里社乡饮酒礼。相比较而言，里社乡饮酒礼的步骤更为简化，便于乡里实行。而且其间内容非常具体，便于操作。朝廷也对里社乡饮酒礼投入了更多的关注，如洪武十四年重申乡饮酒礼就是担心“乡闾里社之间恐未徧习”，在《教民榜文》中列入乡饮酒礼，其目的也是能使“民间遍行”。可见，地方里社是乡饮酒礼的重点。明洪武年间，里社之间，与乡饮酒礼一起大力推行的还有申明亭、旌善亭、里社之祭与里社祭厉等有关教化的礼制。

洪武五年二月，建申明亭，《明实录》载：“是月，建申明亭。上以田野之民不知禁令，往往误犯刑宪，乃命有司于内外府州县及其乡之里社皆立申明亭，凡境内人民有犯，书其过名榜于亭上，使人有所惩戒。”《大明律集解》载：“州县各里皆设申明亭，里民有不孝、不弟、犯盗、犯奸一应为恶之人，姓名事迹俱书于板榜，以示惩戒而发其羞恶之心。”将犯罪者的姓名公布在申明亭上，昭示乡里，对犯罪者而言，也是一种精神人格的惩罚，以此警示他人，所以“劝善惩恶，使有所警戒” 。洪武十五年，由于有司“以百姓杂犯小罪书之，使良善一时过误者，为终身之累”，虽欲改过自新，其路无由尔。于是礼部议上，“自今犯十恶，奸盗诈伪，干名犯义，有伤风俗及犯赃至徒者，书于亭以示惩戒，其余杂犯公私过误，非干风化者一切除之，以开良民自新之路”。并且严令对毁坏申明亭进行治罪：“其有私毁亭舍，除所悬法令及涂抹姓名者，监察御史、按察司官以时按视罪如律”。这一点也在《大明律》中得到了保障。《明律·刑律》规定：“凡拆毁申明亭房屋及毁板榜者，杖一百，流三千里。”

明代设置旌善亭的具体时间难以确切考证，但《明实录》洪武十八年记载：“壬寅，命礼部录有司官善政着闻者，揭于其乡之旌善亭，刑部录内外诸司官之犯法罪状明著者，揭于申明亭，以示劝戒”。则旌善亭的设立应在洪武十八年以前。洪武二十三年，有人上书言申明善恶以劝惩天下，朱元璋由此回顾以往申明、旌善二亭的设置，晓谕廷臣：“好善恶恶，人之常情，彼上书者言此，亦知为政之道。夫旌善则善人劝，惩恶则恶人息，朕往令天下立申明、旌善亭，正为此也。数年以来，有司奉行不谨，致令废弛，甚失劝惩之意，今言者深合朕心，宜再申明，使天下遵守。可见，旌善与彰恶，是洪武时期教化思想中的不可或缺的两个方面。这便不难理解，洪武乡饮酒礼中为什么会一再要对善恶分席作出强制规定。

将社稷之祀推行至乡里，为明代所独创。按照《大明会典》，凡各处乡村人民，每里一百户内立坛一所，祀五土五谷之神，专为祈祷雨晹时若，五谷丰登，每岁一户轮当㑹首常。祭祀完毕，举行会饮，会中先令一人读抑强扶弱之誓，其词曰：

凡我同里之人，各遵守礼法，毋恃力凌弱，违者先共制之，然后经官。或贫无可赡，周给其家，三年不立，不使与会。其婚姻丧葬有乏，随力相助，如不从众，及犯奸盗诈伪，一切非为之人，并不许入会。

读誓词毕，长幼以次就坐，“尽欢而退。务在恭敬神明，和睦乡里，以厚风俗”。

厉为城隍管辖下的无祀鬼神，历代未能列入官方祀典，明代的祭厉也被纳入国家祭祀体系，清人秦蕙田《五礼通考》中称：“逮明初仍立五祀，而另立祭厉之礼，上自国都，下至州县里社，并得祀焉”。祭厉的作用是利用因果报应和鬼神信仰来报善惩恶，“期于神依人而血食，人敬神而知礼”。如同乡饮酒礼，明代祭厉的重点也在里社。洪武三年六月，中书省定民间合祭之神，乡厉、邑厉、郡厉之祭“里社郡县自举之”。凡各乡村每一里户内立坛一所，祭无祀鬼神，専祈祷民庶安康，孳畜蕃盛。每岁春清明日、秋七月十五日、冬十月一日三次，于乡厉坛举行祭祀活动，祭毕会饮，也要宣读一段誓词，誓词与以上祭里社致辞完全相同，其中强调的违法犯奸之人不许入会，与乡饮酒礼中过犯之人不可杂于良善，有异曲同工之效。

综合洪武时期这些里社间有关教化的礼制，不难发现，熟悉农村和农民生活的明太祖朱元璋在精心设计乡村治理制度的过程中，充分利用了礼教的精神作用，以制礼来规范基层社会生活。这种依托于礼制的规范包含正、反两方面的方式，即以正面的表彰和反面戒谕的结合来达到厚风俗、正人心的以礼化俗目的，又以法令的威慑作用来推行礼制的下行，体现了国家权通过教化对基层的掌控，这正如王志刚在《中国礼仪制度研究》中所说，明代的礼制“前所未有地下渗到民间社会”，而乡饮酒礼正是其中重要的一环。

原载：《第四届世界儒学大会论文集》

作者：杨艳秋，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